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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安顺《屯堡社会调查报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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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贵州安顺《屯堡社会调查报告(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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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08-21【字体：小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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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屯堡人的来源——对“征南”与“填南”说的理解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安顺地区的屯堡人大多称自己是“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屯军或屯田民户后裔。
以九溪村为例，我们在《九溪村志》中见到了开创九溪十姓的祖先以及后来陆续迁入村中的别姓祖先的来历：
朱姓，原籍安徽凤阳，始祖朱元正，洪武十四年奉命征南入黔。
冯姓，原籍南京应天府石灰巷，始祖冯友先，官指挥使，洪武十四年奉调征南入黔。
余姓，原籍江苏应天府，后迁四川重庆府，始祖余山，洪武十四年征南入黔。
凌姓，原籍江西河间府，始祖凌国饶，洪武十四年征南入黔。
陈姓，原籍江西石灰巷，始祖陈良元，洪武十四年征南入黔。
姚姓、梁姓始祖不明，洪、童、吕三姓村中已无。
其他相传为洪武十四年征南入黔，后来迁入九溪的姓氏见下表：
姓氏 原籍 始 祖 备注
顾 湖南湘潭 顾 成 洪武八年为先锋克普定，晋封普定卫指挥使
宋 南京应天府花柳巷 宋 忠 论功封武略将军，先卜居安顺
高 南京高家院洙泗巷 高蔡牛
邓 湖北南阳 邓福元
赵 江南太平府当涂县21都 赵兴旺
肖 江西吉安府吉安县 肖 授 论功封武略将军，先卜居平坝
黄 江夏 黄金山 四始祖黄文选迁入九溪
胡 安徽歙县徽州府安定郡饭坑15都胡宗文 论功
汪 江南徽州府歙县梅林街 汪 灿
田 江西 田文秀
郑 河南荥阳府 郑洪佐
吴 江苏无锡 吴起龙
钟 四川 钟大吉
雷 江西 雷 隆 原居雷屯，清初迁入九溪
全 江西抚州府临川县 全光华
苏 江苏南京 苏明辅
马 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小桥头马家村 马文章
董 江西省班郡县石灰巷高坝子 董 成
在上述诸姓中，汪、胡两姓后裔的主体居住在吉昌屯。《黔腹汪氏宗谱·入黔始祖汪灿公事略》[⑧]称汪灿“原籍江南徽州府（即歙县），休宁县梅林街”，与宋修文老人的记述有一些出入。汪氏后人汪大章，弘治十二年中三甲第172名进士[⑨]，《明清进士提名碑录》记载其为贵州普定卫官籍，直隶休宁乡贯，可知汪灿确是休宁人。汪氏奉汉末躲避战乱移居歙县的汪文和为31世祖，谱中错将歙县与徽州府等同应与此有关。《胡氏族谱》关于祖先原籍的记载为“安定郡江南徽州府歙县饭坑，十五都开创六图”，大体与《九溪村志》相同。另外，雷氏原住雷屯，据笔者所见民国年间续修之《雷氏族谱》，“雷隆”应为“雷龙”之误。雷龙原籍为陕西凤翔府，后调江西建昌府。《九溪村志》中尚记载有部分洪武初年征南入黔的姓氏。如凤阳府临淮县的张义，洪武五年随师征南，官至署指挥使，十四年晋升佥事，留守普定。洪武二年入黔的有徽州府歙县新安越树太和舍人鲍福宝，封振武将军；应天府人金益枝；山东平阳莱州府掖县牟世荣；原籍河南的沈思禹，奉调任安庄指挥使入黔。原籍不详的严天保，洪武六年征南入黔。记载为洪武二十一年征南入黔的只有江西人邹王宝。
《九溪村志》中记载为“填南”入黔的诸姓氏详见下表：
姓氏 始 祖 原 籍 入黔时间 备 注
王 王崇德 江西太原洙泗巷 不详 先居安顺，清初分为三支，一支迁入九溪
谭 谭义武 四川彭水干沟鸡场 洪武二十二年
黎 黎玉德 江西吉安府 同上
袁 袁再兴 不详 同上
翟 翟宏道 不详 同上
何 何其林 江南江宁府上元县石灰巷 同上
范 范文龙 湖南常德县范家湾洙泗巷晒谷坪 同上
陈 陈如云 江西石灰巷 同上
杨 杨彦清 江南，始祖宦游湘南 同上
九溪村地理位置优越，其他屯堡陆续迁入村中的人户很多。在我们走访的村寨中所接触的姓氏在九溪都能找到。《九溪村志》是宋修文老人多方走访各姓老人及抄录碑记所得，各姓始祖的情况大抵由其后裔提供。从各姓始祖的资料中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不论是“征南”还是“填南”，大多自称祖先来自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苏、江西等地或安徽凤阳一带。只有四姓来自湖广、二姓来自河南，这其中还有两姓自称是高级武官之后。
二是有关原籍的记载多有错误，有些带有明显的假托痕迹。最典型的是朱姓，自称始祖朱元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族兄。另据牟士元老人讲，高 镇和五里屯朱姓的始祖朱元林、朱元兴也是朱元璋的堂兄弟。据《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丙子条载，朱元璋称帝不久即大封皇族，“重念亲亲之道，勿问存没，凡我伯考兄侄，悉追封为王。”倘若真是朱元璋的皇兄，到洪武十四年早该封王，不可能以普通军官的身分征战沙场，九溪朱姓明显有冒认皇亲的嫌疑。
另外，在很多姓氏的原籍中有相同成分，如洙泗巷出现了三次，而且分别处于南京、太原、常德三地；石灰巷出现了五次，分别在应天府、上元县、江西省。查阅《（洪武）京城图志》、《（正德）江宁县志》、《（嘉靖）南畿志》等史籍，在南京的街巷中并不存在洙泗巷和石灰巷，只在《（洪武）京城图志》中出现过一座石灰山，与石灰巷相近。高姓原籍中的“高家院”是安顺当地比较普遍的一种民居称谓。类似的还有董姓原籍中的“高坝子”。王姓原籍“江西太原”明显有误，查《王氏族谱·王氏宗祠讳谱诗并序》[⑩]可知，王姓“来自江西，郡出太原”，太原似乎是其郡望。范姓原籍“范家湾”、“晒谷坪”，显然是农村，不会出现“洙泗巷”这样典型的城市街巷名称。“湖南常德县”也不是明朝的政区名称。至于石灰巷，二支陈姓都只称是江西石灰巷，表述不清。董姓所谓“江西班郡县”并不存在。这里的“洙泗巷”、“石灰巷”是否具有与黄河流域的移民大都称自己来自“山西洪桐老槐树”类似的民俗学内涵，尚需考证。
原籍中另有一些明显错误，如凌姓，河间府在北直隶，不在江西。牟姓，错把山西平阳府与山东莱州府混为一谈，等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一是村志主要反映的是诸姓后裔的记忆，未经过严格考证。安顺地区在明朝几经丧乱，旧家谱损失严重。后修家谱，笔者调查所见最早的修于乾隆50年左右，据明初已逾四百多年，后裔对祖先的了解难免有误。加之当地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出现一些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在所难免。
第二，贵州在开发之前属化外“蛮荒”之地，朱元璋为保障湖广至云南的通道畅通和防范水西霭翠，于洪武十五年增设贵州都司、云南都司，并在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设置普定等卫所。卫所军“暂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待平定云南后再征发当地旧元军户顶补。但十五年三月，傅友德奏报云南“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11]，无兵可用，南征四都司兵只好长期留戍。贵州地区原属少数民族聚居地，汉人很少，设卫置军更是只能从南征军中选调。安顺地区属普定卫管辖，九溪村开创十姓以及其他一些南征留戍的军士来自江南一带应该是可信的。但要说其中大多数以及后来“填南”来的大多数也是以江南人为主则未必可信。
这里首先应该弄清“填南”的性质。一般认为“填南”即明初大量签发内地人口到贵州地区屯种，即民屯。有些学者甚至明确说“（屯堡村落）凡由军屯军堡演变发展而来者，均带有‘官’字；凡由农屯农堡和商屯商堡演变发展而来者，皆不带‘官’字”[12]。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明初为恢复经济，确实曾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政府姓移民，填充人烟稀少的战乱重灾区，屯田生活。但主要是在江淮、河北一带。民屯需要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大量的无主荒地可供耕种；二是有一个已经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三要有大量的无业或“闲散”人口供政府调配。贵州地区原属少数民族聚居区，土地各有其主。明初设卫屯田完全靠的是暴力抢占少数民族土地。由此引发了多次当地民族的武装反抗。在傅友德洪武二十一年南征东川之前，卫军与当地民族基本处于对峙状态，军地关系十分紧张，显然前两个条件并不具备。
“填南”诸姓都自称洪武二十二年入黔，笔者认为这似与洪武二十三年在贵州众建卫所有关。傅友德第一次平南之后，贵州境内只设有普定卫、平越卫等少量卫所。以少量卫军控制广大的少数民族，难度可想而知。洪武二十三年，明朝政府在平定东川之后，顺势在云贵地区大量增设卫所。前面所提到的平坝四卫以及龙里卫、新添卫、都匀卫等卫所都是在这一年设置的。建卫之前首先要征兵。此时明朝政局已经比较稳定，征兵主要通过“垛集”的方式进行。贵州卫所的军士主要从广西、湖广、四川等临近省份垛集。垛集一般是同一来源地区的军士分配到同一或临近卫所，这就使新建卫所的军士来源相对较为单一。如广西全州的垛集军基本派往贵州兴隆卫[13]，威清卫“卫戍军士皆湖广人”[14]，平坝卫军士由湖广长沙等地“三丁抽一”来“充实该地”[15]，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安顺地区的明朝屯军不可能以江淮流域为主要来源地。如果说九溪等村寨原属普定卫管辖，卫军以留戍部队为主，江淮人口较多还有可能的话，原属平坝卫管辖的天龙镇等地的屯堡人也自称来自江淮一带则可信度很低。当地的一些学者曾经发现被称为“语言孤岛”的屯堡人的语言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较大差异，明初本地卫所军士大部分由周边不同省份垛集而来应该是重要原因。
目前持“填南”为民屯论者提出的原始证据，笔者只见到一条，即《黔诗纪略》中许一德所讲“黔自国初置行省，与诸藩迥异。我皇祖见獠夷盘踞，叛服靡常，诏以江南诸郡良家子量徙实功，又令各省商民随牒附籍职此，成一都会”[16]。笔者认为许一德的话难以作为直接的证据。首先，贵州设布政司在永乐年间，与朱元璋无关。其次在现存朱元璋的诏令中未见类似“以江南诸郡良家子量徙实功”的命令，许一德的话是否可信值得怀疑。
明初“法意主严，事率引例，故遣戍独多，每一州县无不以千数计”[17]。谪充军是明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有“本朝军伍，皆谪发罪人充之”[18]的偏激说法。从《诸司职掌·刑部·合编充军》所载22款充军事例来看，除贩私盐、诡寄田粮等直接冲击明朝经济管理体制，“积年害民官吏”等确系危害百姓外，“无籍户”、“游食”、“不务生理”等款实际上针对的是失去了生产资料，无力承当种地、纳粮等国家法定差役的无业人口。结合明初谪充军基本都发边方屯种来看，这几款的制定在以罪囚补充兵士不足的立意之外，另有以暴力手段调整人、地关系，强制流民回归土地，徙居宽乡，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贵州地属边远，“凡天下诸省官民之罹咎者，编发以充戎伍，连络如线”[19]，谪充军占有相当的比例。谪充军名义上属于发配的重犯，名誉上有极大的损害，因而不能排除谪充军的后裔为祖先讳而改称“填南”的可能。笔者在七眼桥镇《严氏家谱》中见到了一个证据。家谱中的“赞祖诗”中写道：
大名洪武充军黔，留籍至于数百年。
枝叶不忘根底茂，涓流常记古渊泉。
显然，严氏是充军而来。但其后人在谱中却讳称为“明初开辟黔省，奉命填南而来”[20]。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调北填南”实际上是洪武二十二年前后大量佥发贵州周边省份的民户以及谪发内地违法民户为军，以新军填充新建卫所，屯田戍边。由于此时经过二次南征，明军在贵州的优势地位已经确立，新发军士以屯田为主要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带有调发内地人口，间接移民，填充边境地区屯种生活的意味。
从元代开始，大量江西人向地广人稀的湖广地区迁徙，形成一次历时近百年的人口自发迁移高潮。贵州部分地区在明初属湖广管辖，不排除有部分江西人进入贵州的可能。清初，再度发生“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自发迁徙。安顺屯堡地区的旧族谱在明末战乱中损失殆尽，后修族谱很多始于清代中后期，此时“湖广填四川”的印象在其头脑中仍有相当痕迹，受其影响，将明初佥发内地人口到贵州为军的政府行为理解为“填南”是顺理成章的事。“填南”作为一个中性词，也不失为充军后裔为祖先讳的可选办法。至于许一德的说法究竟是有意为明初内地充军人犯隐讳还是不了解明初实情，尚待详考。
那么，何以大批屯堡人在追述祖先来历时都有意无意的向江淮地区靠拢，在祖籍之前直接贯以“江西”、“南京”一类字样呢？
最早落籍贵州的屯堡人祖先确有很多来自江淮一带的奉旨平叛的军人。江淮一带既是帝乡，又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面对蛮荒化外之民，他们的优越感是不言自明的。后来充发的军士虽然未必来自江淮，但总归是中央军，在少数民族面前还是颇有自信的。入清以后，这些前明遗民的地位一落千丈，不仅满人歧视他们，就连后来迁入的汉人也因为他们的文化落后于时代潮流而不齿于与他们为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使他们的内聚性明显加强。在内部互相认同，拒绝与外界融合，通过不同途径宣传自己的祖先来自江淮发达地区成为其提高自身地位，至少是满足自己的心理虚荣的重要手段。对于主动向江淮靠拢的屯堡人，纯粹的江淮军士后裔基于“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心理以及共同对外的目的，大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主动为其作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作伪逐渐为后人所广泛接受。只是由于祖先作伪手段不高明，留下了诸多的破绽，才给后人留下了查考历史真相的机会。
笔者这里想附带说明一点。一些学者认为屯堡人的来源除卫戍军人之外，大量随之来黔的家属是重要组成部分，这似乎是个误解。明初，政府并未明确规定军士赴卫必须携妻小同行，是否带家属完全由军士个人决定。从保留下来的族谱可以看出，很多军人是到卫后才娶妻成家，落籍安顺的，如汪灿。这就造成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卫所军士往往携全家到卫，致使人口激增，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下令军士将当房家小以外的亲属遣回原籍，而经济落后地区的卫所则人丁寥落的现象。边境卫所军士长期与家属两地分居显然不利于军心稳定，所以明朝政府对于那些主动赴卫团聚的军士家属往往会提供一定的帮助。不过，鉴于普通军士的经济条件有限，明初随军到卫的家属大多是军官的家小。此外，由于军士心中仍然存有落叶归籍的幻想，即便在卫成家，也会不时的派子女回籍承业，以做将来归籍的准备，例如胡氏的二世祖玄德。又如赵侃，曾祖赵文政留戍普定，“遂家焉”。赵侃户籍应为普定卫籍，但他天顺八年中进士时的户籍却是直隶嘉定民籍，显然是后来归籍的。这就使在卫所人口由内地向贵州迁入的同时，还存在着回流现象。明朝政府出于让军士在卫安心服役以及在卫立籍，形成自我繁衍，在卫补伍的机制的考虑，明确规定军士赴卫必须携妻子同行是在军士逃亡已经非常严重的正统年间。正统元年八月，根据兵部尚书王骥的提议，明廷下旨：“各处起解军丁并逃军正身务要连当房妻小同解赴卫着役。若止将只身起解，当该官吏照依本部奏准见行事例，就便拿问。委无妻小者，审勘的实，止解本身”[21]。九溪村最后形成于天顺年间，间接反映了该村是到正统以后村中人口才有了较多增加，村落大体形成的事实。
另外，在卫军家属之外，大量主动迁到卫所附近的“侨寓”人口是屯堡人口增加的重要来源。据（嘉靖）《贵州通志》卷三《户口》载：“贵州四面皆蛮夷，所可知者，各府若卫军民之数甚寥落也。蜀中江右之民侨寓于此者甚众，买添宅长子孙者益多有之。”这些在此亦农亦商的侨寓人口对于屯堡人口的生活方式、职业选择有相当大的影响。屯戍人口的生活离不开这些人，逐渐将其视作屯堡人的一部分。九溪村王厚福老人所讲的屯民务农，客民经商织布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3）关于地戏的起源
屯堡地戏是怎样产生的呢？一种意见认为它源于明朝的军傩戏。这种说法肇始于《（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志中称：“黔中民众多来自外省，当草莽开辟之后，多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备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玉石乃有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韩荣培先生则认为明代屯军要在正月、七月的农闲时节演武练兵，以备随时征战。后来由于杂姓人的增加，各姓将军唯恐武艺为他人窥视，于是转由各姓将军把手下的精兵强将组织起来，改成跳神队，在重大节日和农闲时节跳神，借以掩盖操练兵马的目的，并巧妙的接受将帅的检阅。从而使“跳神队伍逐渐取代了军队的武艺操练之术”[22]。笔者认为这类说法值得商榷。
首先，在明代史籍以及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中，都没有见到地戏创始于明代的证据，在所谓屯军的故乡江淮地区也没有地戏的记载。而号称屯堡中心的九溪村的三堂地戏明确知道是开始于清代中后期的乾嘉时代则是有力的反证。
其次，从我们亲眼看到的两堂地戏来看，演员的武打动作单调而简单，显然起不到演武的作用，娱乐功能更强一些，把它看作是明代屯军的娱乐活动可信度到还高一些。另外，明代卫所军人演练武艺一般在教场进行，能见到的人有限。即便在田间空地进行，威武的军容正可以起到“干戈戚舞”的威慑作用，无需刻意掩饰。何况屯堡村寨中的杂姓绝大多数也是汉族，当时都是少数民族袭扰的对象，和屯军有着共同的利益，演武为其观看并没有什么不妥。此外，卫所军人需要时常演练的马上武艺在地戏中根本得不到锻炼机会。
第三，从地戏现存的开箱请神、踩财门、封箱送神等一系列与地戏剧情似相关又不相关的仪式来看，宗教色彩明显。安顺地区的卫所军士大多由湖广等地区垛集而来，原本“俗尚巫鬼”[23]。安顺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较慢，同样盛行巫傩。在两种文化的合力作用下，作为农闲娱乐活动的地戏带有浓厚的宗教神傩色彩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暂时把地戏定性为明代屯戍军士在巫风浸染下借鉴内地戏剧形式，改造发展而成的一种自娱自乐的，带有明显原生形态的戏剧更为妥当。
（4）对谱牒资料的几点看法
屯堡人较多的保留了明清内地汉民族的生活习惯，及时撰修家谱是其表现之一。这些族谱资料对于了解屯堡人的历史非常有帮助。但和文博部门收藏的族谱相比，屯堡人的族谱有一些特别之处需要引起特别注意。
首先是明代旧谱因为战乱频仍，损失殆尽，目前为人们所掌握的族谱修谱时间一般较晚。在我们所收集到的六种族谱中，最早的修于乾隆五十年以后，最晚的成于2001年。由于修谱时已经和先祖隔了很多辈，加之修谱人的文化水平一般不太高，谱中文字较为粗浅，而且常常夹杂着一些明显的常识性错误。错误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 原籍记载有误。如《牟氏族谱》将山西平阳府和山东莱州府混称为“山东平阳郡莱州府掖县”。《王氏族谱》把太原错列入江西。
② 与明代保留下来的其他文献资料无法吻合。如《全氏族谱》称始祖全日华、全光华是正德庚辰进士，但明代科举并无正德庚辰科，且《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资料中也没有全氏兄弟的名字。《雷氏族谱》称其祖先世居雷屯，在明朝世袭镇宁卫千户。但安顺地区在明朝只设有普定、安庄等卫，并无镇宁卫。明初此地设有镇宁州，洪武十五年划归普定府，十八年直属普定卫，二十三年于州内建安庄卫，家谱所载或为安庄卫之误。
③ 对史料解读错误。如汪大章得中弘治十二年三甲第172名进士，《汪氏宗谱》的作者却误解为得中第12名。
④ 与明朝的制度明显不符。如《雷氏族谱》记载始祖雷龙曾经因立功“赐我祖黄马褂一件”，赐黄马褂是清制，显然民国初年雷谱的作者对明朝的军功奖励制度并不了解。另外，可能是受“十八指挥定黔阳”的传说影响，族谱的作者往往给祖先的头衔上安上“指挥”两字，如“千户指挥”、“百户指挥”等，这还不太影响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有些族谱则只说是“指挥”，如《汪氏宗谱》说始祖汪灿是普定卫前所指挥，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汪灿是以指挥身分行千户事，实际上根据汪氏旧谱可知汪灿只是前所一个百户。
其次，屯堡人的族谱中有许多明代官制中并不存在的职务和荣衔，究竟是确有其实，可以促进我们对明朝官制的研究，还是族谱作者妄加臆断，还需要进行具体研究。如《全氏族谱》中提到文官的散阶“上大夫”；《胡氏族谱》提到武官散阶“镇南将军”和“镇远将军参军”一职；《牟氏族谱》提到文官散阶“封林郎”等等。
不过，尽管屯堡地区的族谱资料有一些问题，但对于屯堡文化的研究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比如可以纠正一些当代屯堡人的一些习惯说法。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屯堡妇女大脚、三村分抢汪公像原因的例子，这里不再赘述。
从总体上看，目前为有关研究机构或人员收集上来的族谱资料还不算多，考虑到屯堡人对修谱的重视程度，应该还有大量的族谱以及其他各类文献资料散落于民间，需要进行及时、有力的抢救性挖掘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本次转发，引用请注明出处）
[①] 《九溪村志》（第七稿）第三章第一节《氏族》，2000年5月31日完稿。
[②] 《王氏族谱·七世高祖妣鲍太君对本族活人之德绩》，民国初修，1956年修订。
[③] 类似的现象我们在18日调查的天龙镇也曾发现。该镇有一座三教寺，中央供奉如来佛，左为玉皇大帝像，右为孔子牌位，三教主神共居一室。
[④] 《汪氏宗谱·汪公祭的历史渊源》。
[⑤] 见沈福馨、王秋桂编《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一书第206页，（台北）施合郑基金会，1994年5月出版。
[⑥] 《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万士和《义仓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刻本。
[⑦] 《黔南职方纪略》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标点本。
[⑧] 汪希鹏主编，2001年10月印制。
[⑨] 《黔腹汪氏宗谱》误作汪大章弘治十二年中榜理解为得中第12名进士。
[⑩] 此谱重修于1956年，讳谱诗由十世孙元章撰写于民国元年。
[11]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条。
[12] 王正贤：《安顺屯堡建筑之我见》，见《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屯堡人专辑》第32页。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编印。
[13] （嘉靖）《广西通志》卷三十一《兵防五》，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嘉靖刻蓝印本。
[14] 《黔记》卷四《舆图志一》。
[15] （道光）《安平县志》卷二《地理志·建置沿革》，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本。
[16] 《黔诗纪略》第36页，援引者为郑正强，见《最后的屯堡》第10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17]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天启刻本。
[18] 陆容：《菽园杂记》卷八，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
[19] （嘉靖）《贵州通志》卷五《提学道》，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20] 转引自陈国安：《安顺市七眼桥镇屯堡人历史及经济发展调查》，《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屯堡人专辑》第16—17页。
[21] 《皇明制书》卷十二，《军政条例》页12b。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镇江府丹徒县刻本。
[22] 《屯堡人的一个聚落——云山屯》，见《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屯堡人专辑》，第112页。
[23] 《黔记》卷七《舆图四·平坝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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